粟裕临终前所称“一生有一大憾事”是何事?

 

1971年,林彪“折戟沉沙”,李作鹏作为林彪死党成了阶下囚。陶勇冤案,总算有了平反的希望。但是把希望变为现实,还要经历漫长的磨难。粟裕大将在最后的日子里,还再三提到战友陶勇。“我这一生有一大憾事,就是没有能在有生之年,把陶勇被害一案查出来。”

粟裕

1977年夏,在陶勇将军遇害10年之后,一架“安——24”专机从上海直飞北京,机上坐着陶勇将军的老战友、老秘书和他的七个子女。

专机从北京机场降落时,一大群臂佩黑纱的军人已经在那里静候。舱门打开来了。第一个出现在机舱门口的,是陶勇的长子,双手捧着骨灰盒,在肃穆的气氛中缓缓走下舷梯。将军当年被推上“风波亭”,不仅死后受到鞭尸之辱,而且在送去火化时,林彪一伙还批了八个大字:“家属不看,骨灰不要。”是谁,在将军涂炭、身蒙恶名之际,勇敢地保存了将军的遗骨?都说“文革”使人变成了刺猬,用刺彼此提防着,用刺彼此攻击着。都说,“文革”使人心变冷,使人血变凉,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。

我到上海龙华火葬场采访,却见到了一颗在冰天雪地里依然赤热的心。在一条僻静、狭小的弄堂里,幸亏有他的女儿带路,我才找到他的家。小屋里,他正坐在残疾人专用的轮椅上,1979年一场车祸,使他半年不省人事,如今总算好了些,他在妻子的搀扶下,颤颤巍巍地走了几步,五十来岁的他,头发已经黑白参半。

冒着生命危险,悄然保存了陶勇骨灰的,正是他——蔡其家。

如果说陶勇是一棵参天大树,他只是一棵小草。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。原先,他是农民。1954年,龙华火葬场扩建时,征用了他耕种的土地,于是他成了火葬场焚尸炉的炉工。他的一生的历程,用这么两、三句话就都包括在内了。

我请他追忆保存陶勇遗骨的经过。慢慢地、慢慢地,他用凄切的语调诉说着……

1967年夏日上午,一辆蓝白相间的接尸车,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押送下,驶入龙华火葬场,直奔焚尸间,从吉普车上跳下三个公安人员,散了开来,严密监视着现场。从接尸车上抬下一具已经冰冻多日的男尸,光着身子,只穿一条短裤。

那天,在炉前上班的,正是蔡其家。递给他的焚尸牌上,赫然写着死者如雷灌耳的大名“陶勇”!牌上还注明“不要骨灰”。他的心中一怔。连他这个文化粗浅的殡葬工人,也知道陶勇是身经百战的将军,是东海舰队功勋显赫的司令。望着陶勇那由于冰冻过久已经变形的尸体,望着那脸如凶神的三个公安人员,他知道将军蒙受了不幸。看着陶勇遗体被推进了焚尸炉,三个公安人员自以为完成了任务,跳上吉普车,扬长而去。出灰时,蔡其家不动声色,把陶勇遗骨单独放在炉子的一边。中午,趁别人不注意,他把将军遗骨装入一只铁畚箕,顺手拿起铁锹,悄悄来到附近的假山上。为了日后便于寻找,他在三棵冬青树间,挖了一个近一米的土坑,倒入骨灰,放入写着陶勇名字的搪瓷的焚尸牌,含泪埋好。

这一切,只有他一个人在做,谁也不告诉。他明白,万一走漏风声,马上就会把他投进监狱。好在他平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,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秘密行动。我问他为什么要冒死保存陶勇骨灰,他的回答很简单:“我敬佩这位老将军。”

他随口而答,说得那么诚朴,却又那样深刻。陶勇将军死了。他活在人民心中。世上有各式各样的墓碑,大理石的、花岗石的、嵌瓷像的、镶金字的,但弥足珍贵的是心碑。心碑才是真正永垂不朽的。心碑无法用权势树立,无法用金钱购置。为人民奉献自己一生的人,人民会在自己的心中为他矗立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。心碑比不锈钢还不锈,比花岗石还坚硬,比大理石还瑰丽多采。

1971年,林彪“折戟沉沙”,李作鹏作为林彪死党成了阶下囚。陶勇冤案,总算有了平反的希望。但是把希望变为现实,还要经历漫长的磨难。

1975年1月5日,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。

刚刚走马上任,邓小平就抓了为陶勇平反的工作。他写下这样的批示:“陶勇同志是有战功的,要为陶勇同志昭雪。”这批示震动了东海舰队。龙华火葬场一位职工的爱人在东海舰队工作,听说陶勇平反,在闲聊时透露了这一信息。“真的吗?”蔡其家眼睛一亮。

“真的,听说,要给陶勇开追悼会。可惜,陶勇的骨灰没有了??当年,陶勇的遗体被公安人员押来火化,不留骨灰,曾使火葬场的工人们也都为之叹息。

“陶勇的骨灰在这里。我知道。”蔡其家终于说出了这句话。消息飞快地传到东海舰队、传到陶勇的儿女们耳朵里。东海舰队派人陪着陶勇子女来到龙华火葬场。

蔡师傅讲述了那天公安人员押送陶勇遗体前来火化经过,与舰队所了解的情况,完全吻合。

蔡师傅带领陶勇子女来到那座假山,找到那三棵冬青树。轻轻挖,细细挖,那一堆白骨终于重见天日。在遗骨中,找到了锈迹斑斑的焚尸牌,上面“陶勇”两字仍依稀可辨

紧紧地,久久地,陶勇子女握住蔡其家的手,滚烫的泪水滴到了他的手上。他们敬佩自己的父亲,也敬佩这位普通的工人。是的,是的,大海以它的波澜壮阔而赢得人们的尊敬,小溪也以它的透明纯洁而受到人们的喜爱。人物固然有大小之分,职务有高低之别,而人的品格却与这一切无关。大树与小草,那清新的绿,是同样令人生爱。中国的天空,在1975年春天,刚刚从云眼里透过一缕金阳。转瞬之间,又乌云如泼墨,“四人帮”的发难,使邓小平不得不在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之中下台,为陶勇开追悼会也就告吹。

1977年夏日,中共中央军委决定,为陶勇将军英魂昭雪,派出专机,从上海把蔡师傅保存的陶勇骨灰,运往北京。

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。许世友一得知陶勇追悼会即将召开的消息,在会上说开来了。李先念说:“我出席陶勇追悼会去,陶勇将军是我军一员战将!”陈锡联、粟裕、苏振华等老战友也都说去。

陶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。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嘱咐,陶勇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。

历史毕竟是最公正的裁判:机关算尽的林彪,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场;陶勇十年沉冤,终于彻底昭雪。

历史也有令人遗憾之处。时过境迁,谋害陶勇的黑幕,一直未能水落石出。虽然来自中央的调查小组曾查获不少重要线索,但是破坏了的现场和当时的混乱,给重新侦查带来了许多困难。

我久久地观察着陶勇生命的终点——那口浇花小井。这口井,竟已被人挖宽、挖深,砌上井台,还加了个铁盖,面目全非!

照现在这个模样,是会淹死人的。可是,那儿的老同志都说,原先的井又小又浅,如果不把人事先打昏或者强按在井里,淹不死人的。现场,竟被严重破坏到这样程度。

粟裕大将在最后的日子里,还再三提到战友陶勇。“我这一生有一大憾事,就是没有能在有生之年,把陶勇被害一案查出来。”

时光无法倒流,历史一去不返。但是,陶勇英名已永驻青史;他的生,给历史增辉添彩;他的死,给后人留下了沉思。

本文摘自《名流侧影》 ,叶永烈 著,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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